[5]王世杰、钱端升：《比较宪法》，中国政法大学出版社1997年版，第61页。

反之，对于行人这一社会群体而论，该法便是个恶法。处置机制 良法与恶法是一个非常古老的法哲学问题，同时也是一个法实在问题。

公法与私法的划分几乎成为一个基本的法律认知，至于公法与私法的划分标准则存在着诸多的争议，但在这个问题上还是有共识的，即那些与公权关系有关的法被视为公法，与私权关系有关的法则被视为私法。[13]由于市场经济强调经济元素的多元化，强调经济运作的竞争化，这就必然在复杂的社会系统中形成了这样或那样的利益格局，一定的社会群体或者社会阶层就会构成一定的利益联合体。我们所探讨的行政恶法是基于行政系统享有广泛立法权而展开的，因此，在探讨行政恶法形成的原因时，必须将视野放置在行政权运作的范畴之中。[2]在行政法规范发生冲突的情况下，尤其在下位法与上位法发生冲突的情况下，从哲学的角度讲，这些对抗上位法的下位法就应该被归入到恶法的范畴。【摘要】行政恶法对行政法治具有极大的破坏作用，它对抗法治大系统、违反宪法精神、侵害公众利益。

上个世纪70年代以后，一些法治发达国家将行政法中的政府管制规范纷纷予以废止，而且在当时成为了行政法领域的一个运动，这实质上就是将行政法中的此类规范视为恶法，而且最终将这些恶法予以撤销或废止。但行政法典是在人们主观认知以后制定和形成的，当人们的主观认知与事物规律不一致并形成行政法典则时，这样的行政法典则和规范就有可能阻碍行政法的发展，就有可能破坏自然的固有秩序，这样的规范就是行政恶法。例如，在电脑的病毒日，网络的适用和运行就必须履行注意义务，而该义务是自然规律使然，该义务实质上也是一个法律规范。

而这都有可能使行政主体在制定行政法典则时与公众的诉求和社会利益形成反差。[21][美] B.盖伊·彼得斯：《政府未来的治理模式》，吴爱明、夏宏图译，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13年版，第5页。第四，行政法认知的多元性是社会原因。[8]有学者认为，作为法治体系来讲，有三个不可或缺的主题，第一个主题是政府受法律限制。

而是说政府本身要服从法律制度，不能不顾及法律或重新制定适应本身利益的法律。（六）对非国有财产的征收。

[4]因此，良法也罢，恶法也罢，区分的标准都带有某种实质性要件而非形式要件。三、行政恶法形成的原因分析 行政恶法对于现代行政法治具有非常大的破坏作用。第一个思路是必须确立恶法非法的理念。[11][法]孟德斯鸠：《论法的精神》（上册），张雁深译，商务印书馆1982年版，第1页。

有些学者基于这个属性常常将行政公职视为一种职业或者公职人员谋生的手段，若从社会学和经济学角度分析便能够顺理成章得出结论。这是行政恶法产生的一个大前提。行政法的制定也罢，执行也罢，都存在一个输入和输出的问题，这样的输入和输出又使得行政法必须具有相应的开放性。然而，我国学界在行政法规范的研究中有规范冲突法的研究，有规范解释的研究，[2]但鲜有学者研究行政法中的恶法，这对于我国行政法学体系的建构以及行政法治的完善都不会有积极作用。

[18]《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3卷），人民出版社1961年版，第71页。其中后三类权力在机制构建上属于平行关系，既是说它们三者之间既是统一的，又保持着监督和制约的关系。

根据该条款的规定，行政主体的立法行为是不可以介入到法律保留领域的，而在我国的行政立法实践中常常存在行政主体不当涉及法律保留条款的内容，这样的行政法文件和规范是行政恶法的另一个类型。[19]《中华人民共和国宪法修正案》第22条规定：公民的合法的私有财产不受侵犯。

在学界有一种说法叫作恶法亦法。该条非常明确地将政治制度及其他重要制度、刑事、民事等重要规则和法典的立法权集中在立法机关手中，这是一个严格的法律保留条款。而这种实质性要件就必然与相关的实体权利与义务紧密地联系在一起，而且这些实体权利和义务就构成了一个法律典则或者法律规范是为恶或者为善的判定标准。如果某些典则用以维护行政专断，用以强化行政权对公民权利的控制，它就是行政恶法，这也是行政违法的一个基本类型。[8]行政法中的良法都能与国家的法治大系统保持契合，行政恶法则不能与法治大系统保持自洽，甚至可以说行政恶法必然是与一国法治大系统相对抗的。行政法体系与其他法律体系相比具有法圈的特性。

[29]后者则认为恶的法律是坏的法律，这种坏的法律虽然具有法律形式，但不能够赋予这种法律以法律效力。[30][美]约翰·罗尔斯：《正义论》，何怀宏译，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88年版，第225—229页。

但是，实在法背后存在着诸多制约它的更高层次的规范或者规范体系，这是一个不争的事实。第一，行政恶法对抗法治大系统。

宣告废止和自动失效是两个经常采用的方法，行政法规范的这种流动特性使我们必须以某种框架确定行政的独有属性，我们所认可的框架就是行政法的法圈。这种利益上的可预期性不单单反映在行政执法中，更为重要的是通过行政执法来体现利益关系可能来得更加实惠，更加直接。

第三个主题是法律而不是人的统治。这三个典则对于处置相对较低层次的行政恶法是非常重要的。法律保留从微观上讲是立法制度的基本内容，就是立法的一些特定事项必须牢牢掌握在立法机关手中，而立法机关以外的机关不能通过相对抽象的规则涉及这样的事项。参见刘明波编著：《外国监察制度》，人民出版社1994年版，第45页。

[12][美]约翰·亨利·梅利曼：《大陆法系》，顾培东等译，知识出版社1984年版，第107—109页。法治体系的层级和结构上的构造应当依据这三个主题展开。

[20]在英国，不良行政及其追责的法律制度规定在《地方监察专员法》中，而新西兰的行政法中也有同样的制度，体现在《议会监察专员条例》中。总而言之，在现代法治国家，法治精神有着内在的规定性，行政法治中的良法都符合这些内在规定性，而行政法治的恶法则是与行政法治的内在精神相背的。

而且一些行政主体在制定行政法典则时或者追求政绩工程，或者用行政法规范体现行政权威，这就使得一些行政法规范是纯粹形式主义的，一些行政法规范的内容甚至会对行政相对人进行误导。笔者认为，行政恶法的类型划分，更应是一个行政法治实践问题，即应当紧密结合行政法体系的客观状况来确定行政恶法的类型，这样的划分方式虽然不一定具有严格的理论标准，但它对于揭示发生在行政法治中的恶法更加具有实践意义。

立法机关除了将注意力集中在制定新法方面之外，在法律体系建成之后应当将工作重点集中在法的废和改上，废止那些为恶的行政法典，修改那些为恶的行政法规范。[24]《最高人民法院关于规范行政案件案由的通知》将我国行政管理的范围分成42个大类，67个小类，包括公安行政管理、资源行政管理、城乡建设行政管理、计划生育行政管理、工商行政管理、卫生行政管理、食品药品管理、物价行政管理等等。如果没有保证这一点的手段，那么，生活将变得使人无法忍受。[10]孟德斯鸠则指出任何一个客观事物都有着自己的法，法律典则的制定就必须和每种事物所固有的法相适应：从最广泛的意义来说，法是由事物的性质产生出来的必然关系。

[12]它们之间有着非常密切的关系，学者们普遍认为宪法规定一个国家社会治理基本轮廓，而行政法则是对这些轮廓的具体化，这非常生动地表述了二者之间的辩证关系。对于投标和签约的不同阶段，均有正式的法律规定。

二是行政法规，即由国务院制定的行政法典则。目前我国的行政问责似乎主要集中在行政执法中，集中在行政个案中。

（五）对公民政治权利的剥夺、限制人身自由的强制措施和处罚。例如法官必须是独立的、公正的，而且不能判决他自己的案子。